從郊社之祀到南北二郊
——淺析周代至西漢郊祀之變遷
作者：牛敬飛（陜西師范年夜學歷史文明包養價格ptt學院傳授）
來源：《光亮日報》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丑七月初二日己丑
耶穌2021年8月9日
人類晚期文明中年夜多都存在著對天、地的崇敬。中華文明也較早產生了人格化的天神，《尚書》言堯舜禪讓時曾“肆類于天主”。天神“天主”還頻頻出現在殷墟甲骨卜辭包養心得中。不僅這般，在距今五千多年的遼西牛河梁遺址中人們發現了三重的圓形祭壇，能夠是中國今朝所見最早的祭天遺址；長包養軟體江流域的良渚文明中無方形或長方形祭臺，學者包養sd據前人“天圓處所”的觀念猜測它們能夠是晚期祭奠地盤之社壇。與其他文明分歧的是，現代中國對天神、地祇的崇敬經久不衰，這重要應歸因于歷代相對穩定的郊祀軌制。
周代的郊社之祀
《禮記·祭法》言“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”，將郊祀追溯到了堯舜時代。但眾所周知，周朝為維系宗法分封制創立了一整套禮儀軌制，華夏文明華夏有的天然崇敬、鬼神崇奉自此始有規范可循，故從禮制角度言，郊祀可謂肇自西周。西周初年營建雒邑時周公曾“用牲于郊”（《尚書·召誥》），此條記載后被清人秦蕙田視為最早的郊祀記錄支出《五禮通考》中。
前人說起“郊祀”時普通有兩種指涉，一為于國都南郊祭天，一為于國都南北二郊分祭天、地。這兩種含義其實有先后之別。周人為論證滅商的符合法規性而宣揚天命之說，《詩經》稱頌文霸道：“假哉天命，有商孫子。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。天主既命，侯于周服。”所謂天命即天帝、天主之命。先秦文獻中多有祭“天主”之事。如《國語》言：“皇帝祀天主，諸侯會之授命焉”。《左傳》有“昭告昊天天主”，《呂氏年齡》提道：“令平易近無不咸出其力，以供皇天天主、名山年夜川、四方之神”，“昊天天主”“皇包養價格天天主”皆包養sd是對天包養違法帝之尊稱。《國語》又言：“夫鬼神之所及，非其族類，則紹其同位，是故皇帝祀天主，公侯祀百辟。”強調只要周皇帝才幹奉祀天帝。《荀子》亦言“郊止乎皇帝”。不難發現，周人多言祭天祀天主之事，而基礎不說起北郊祭地之事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釋“郊祭”為：“郊之祭也，迎長日之至也，年夜報天而主日也。兆于南郊，就陽位也……郊所以今天道也。”可以看出，這里的郊祭就是指于國都南郊行祭天之禮，此當為郊祀之原初含義。魯國因周公之故而有郊祀之權，《包養犯法嗎左傳》言魯之郊祀為“有事于天主先王”，此包養感情知周代所言“郊祀”確實僅指祭天之禮。
周人雖未對應南郊設北郊之祀，但他們早已熟知六合、陰陽相對之義，故視祭奠地盤的社祀與祭天禮相對。據《召誥》所記，周公在雒邑“用牲于郊”后越日包養金額便“社于新邑”。《禮記》中保存了大批的“郊社”之說。如與釋“郊祭”相對《郊特牲》篇又專門釋“社祭”：“社祭包養金額土而主陰氣也。君南鄉于北墉下，答陰之義也……地載萬物，天台灣包養網垂象。取財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親地也。”此言明確了郊、社二祀符合六合、陰陽包養站長之理。《年夜傳》篇言：“牧之野，武王之年夜事也。既事而退，柴于天主，祈于社。”《禮運》篇有：“故祭帝于郊，所以定天位也。祀社于國，所以列天時也。”《仲尼燕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居》篇言：“郊社之義，所以仁鬼神也。”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在極力論證社祭乃是與郊祀并列的國之年夜祀。值得關注的是周代的社祀并非如郊祀“天主”一樣僅為皇帝所祭。《逸周書》詳細描繪了周公立年夜社并取土分封諸侯的圖景，謂之“受列（裂）土于周室”，故《榖梁傳》有“列土諸侯”之說，《公羊傳》曰“社者，封也”。在分封制下周代鉅細諸侯皆有國社而行社祭，一國一地之社是當地封君符合法規性的象征。《禮記·王制》言“皇帝將出，類乎天主，宜乎社……諸侯將出，宜乎社”，包養網評價即皇帝出行應告祀天帝和王畿之社，諸侯則告祀本國之社。周人雖云“普天之下難道王土”，可實際上周王與各地封君對全國地盤的統治是并行展開的，周王只是名義上的“皇帝”，他與各國諸侯皆行社祀，這是名實背離的分封制在祭奠禮儀層面上的反應。
值得留意的是，戰國時期儒生為了凸顯王權專門設計了一套關于社祭的差序格式：“王為群姓立社，曰年夜社。王自為立社，曰王社。諸侯為蒼生立社包養意思，曰國社。諸侯自為立社，曰侯社。年夜夫以下成群立社，曰置社。”（《禮記·祭法》）這種復雜的祭奠體系顯然過于幻想化，不過它確實反應出當時社祭之風行（參見魏建震《先秦社祀研討》）。社祭雖古已有之，但其神一向未充足人格化，各地社壇所祭包養軟體神主分歧，如周人以栗樹為社神，《莊子》中有櫟社神（參見史志龍《先秦社祭研討》）。此外，先秦時的社祭活動更近風俗，甚至還構成了男女觀社之風。至此不難判斷，周人雖泛言“郊社”，但缺少神圣性、排他性的社祀最基礎無法與祭天之郊祀并立。
陰陽五行思惟與秦漢郊祀之演變
秦統一全國后樹立了新的國家祭奠體系，此中有各類山水之祠，卻無更高規格的地祇之祀。漢高祖進關包養網單次中后，曾命令：“今天主之祭及山水諸神當祠者，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。”（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）亦未說起與“天主”相對的地祇之祀，高祖所重者竟是起兵前曾祈禱過的枌榆社神。秦漢之際不僅無天子祀地之禮，連天神祭奠也發生了嚴重變化。史載秦國始封之君秦襄公“作西畤，祠白帝”，此舉即受五行思惟影響，后來歷包養女人代秦君在雍城陸續增設青帝畤、黃帝畤和炎帝畤，至漢高祖時又增設黑帝畤，此即雍地五畤。五畤五方帝之祀長期被視為最高包養sd之祭天禮，史書常稱“王郊見天主于雍”，“郊見五帝”。與周人所尊“昊天天主”比擬，五方帝在神格上顯然略低一等，這與秦漢年夜一統的氣象不相稱。
其實,早在戰國時期儒家學者已開始為未來的年夜一統設計六合之禮。如《周禮》有冬至圓丘祭“包養一個月天神”、夏至方丘祭“地示（祇）”之說，《禮記·祭法》言：“燔柴于泰壇，祭天也；瘞埋于泰折，祭地也。”元鼎四年（前113年）漢武帝在雍地祭諸畤后言道：“今天主朕親郊，而后土無祀，則禮不答也。”（《封禪書》）于是選擇在河東汾陰立壇祀后土。次年，武帝采用術士“太一”之說改革祭天之包養行情祀，于甘泉立泰畤奉祀最高天神“太一”，原來雍地的五方帝只能“環居其下”。至此，武帝基礎確立了最高級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級的天、地之祀，這也是后世南北二郊之源頭。需求指出的是，先秦時期“后土”的含義頗多，它有時與“皇天”相對僅指年夜地（此即漢武選“后土”為最窪地祇之義），有時又被視作地盤之神、社神。如《左傳》中提到“五包養平台行之官”，此中土正后土為傳說中的共工氏之子，即作為人格神的后土，其抽像普通為男性。但“后土”進進漢代郊祀體系后，武帝便因陰陽之義視其為女性神，西漢《郊祀歌》唱道：“后土富媼，昭明三光。”
與《禮記》《周禮》等對照可知，元鼎年間所立泰畤、后土之祀并非儒家幻想中的郊祀軌制。西漢后期儒者開始著手改革天、地之祀。成帝時丞相匡衡首倡在長安立包養站長南北郊，他指出：“祭天于南郊包養情婦，就陽之義也。瘞地于北郊，即陰之象也。”其他儒生也認為包養情婦：“甘泉、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，宜徙就正陽年夜陰之處。”（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）雖然武帝本著六合、陰陽相對之理補設了后土之祀，但泰畤在長安東南，后土祠在長安東北，其地輿格式分歧儒家所言陰陽之道，于是幾經反復后，至平帝元始年間最終由王莽廢泰畤、后土之祀，確立了長安南北二郊。
王莽改造郊祀時參用《周禮》諸經，其焦點理念還是戰國以來風行的陰陽五行思惟。如他將郊祀分為六合合祭與分祭，其言：“六合合祭，先祖配天，先妣配地，其誼一也。六合合精，夫婦判合。”其言分祭時提到“陰陽有離合，《易》曰‘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’包養甜心網。”（《郊祀志》）自武帝立泰畤后，雍地五畤位置陡然降落；同時除最高天神外，還有日月、五星等眾多地理之神，若何整合它們亦是一道難題。此時王莽想到了《周禮》所言：“兆五帝于四郊。四看四類亦如之。”于是他在長安城外立五郊兆以代雍包養軟體地五畤，五郊主祭五方色帝，同時又分其余天神為五部附屬五帝之祀，此舉可謂一舉兩得。此外，五方帝之中心黃帝所附五官之神為“后土”，其名與漢武所定最窪地神雷同，王莽遂改北郊神主為“皇地后祇”，以示區別。
綜上，從雍地五畤到長安南北二郊甚至五郊，可以看出陰陽五行思惟與秦漢郊祀的演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縱觀周代的郊社之祀與西漢的南、北二郊，歷經周秦之變，作為皇帝的天子終于樹立了獨一無二的祭地之禮。與周朝比擬，秦漢化封建為郡縣，徹底實現了“普天之下難道短期包養王土”，流為風俗的社祭包養網dcard已無法彰顯一統全國的新氣象，于是汾陰后土、北郊之祀應運而生，這可謂是國家祭奠層面上的“周秦之變”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發佈留言